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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02年10月9日在意大利佩鲁贾附近的小村庄马焦内那里举行会议。由奥尔西尼家族、波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家族以及其他受到切萨雷·博尔贾的野心威胁的势力,结成了反博尔贾联盟。[1]关于共和国的问题,马基雅维里在《李维史论》中有所论述,但该书不是专论共和国的,因此马基雅维里是否另有关于此一问题的专著,迄今存疑。再说,一位君主,如果类似关于米兰的贝尔纳博[5]的传说那样作,当遇到任何人在社会生活中作出不寻常的事情——无论是好事或者坏事,他就抓紧机会在内政管理方面作出罕见的范例,选择人们必定大谈特谈的关于给以奖励或惩罚的方法。这对于君主是大有帮助的。而最重要的是,一位君主必须依靠他的行动去赢得伟大人物与才智非凡的声誉。金沙2004路线js5假使摩西、居鲁士、提修斯和罗慕洛不曾拿起武器,他们就不能够使人长时期地遵守他们的戒律,正如我们这个时代的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道士[6]的遭遇一样。当大众一旦不再相信他的时候,他就同他的新制度一起被毁灭了,因为他既没有办法使那些曾经信仰他的人们坚定信仰,也没有办法使那些不信仰的人们信仰。所以,象这样的人物,在行动中有着巨大的困难。他们的一切艰险就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必须运用力量加以克服,而一旦克服了困难,他们就会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当他们消灭了那些对他们的高位嫉妒的人们之后,他们就能够继续享有权势、安全、尊荣和幸福了。

金沙2004路线js5[8]原文:“quodnihilillideeratadregnandumpraeterregnum”。此语引自第三世纪罗马史学家查斯丁尼(M.J.Justinus)所著《历史》(《HistoriarumPhilip—picarum》)。正确的原文应该是:“utnihileiregiumdeessepraeterregnumvide-retur,”见该书第23章第4节。如果我们想透彻地探讨这件事情,那就必须研究这些革新者是依靠自己还是倚靠他人;换句话说,为着实现其鸿图大略,他们必须恳求人们,抑或是使用强迫的方法;在第一种场合,结果总是恶劣的,并且永远不会取得什么成就。但是如果他们依靠自己并且能够采取强迫的方法,他们就罕有危险。所以,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因为,除了上述理由之外,人民的性情是容易变化的;关于某件事要说服人们是容易的,可是要他们对于说服的意见坚定不移,那就困难了。因此事情必须这样安排:当人们不再信仰的时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在这里必须注意:善行如同恶行一样可以招致憎恨。所以,正如我上面说过的,一位君主为着保存自己的国家往往被迫做不好的事情:因为为了保持你的地位,当你认为自己需要的那些人——无论民众也好、军队也好、贵族也好——腐化堕落的时候,你为着使他们高兴,不得不迎合他们的脾胃。从而善行将与你为敌。

[3]马基雅维里在此处引用的人物,除居鲁士一人外;其他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西方学者对此有各种评论。但是这些传说中的某些人物及其事迹并不能肯定全部是没有历史根据的。特别是从西欧文化的历史背景与传说中和宗教上的人物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占有的地位,马基雅维里的例示与分析显然会产生吸引人的效果和特殊的说服力。因此,一位君主应当十分注意,千万不要从自己的口中溜出一言半语不是洋溢着上述五种美德的说话,并且注意使那些看见君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觉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为怀、笃守信义、讲究人道、虔敬信神的人。君主显得具有上述最后一种品质,尤其必要。人们进行判断,一般依靠眼睛更甚于依靠双手,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你,但是很少人能够接触你;每一个人都看到你的外表是怎样的,但很少人摸透你是怎样一个人,而且这些少数人是不敢反对多数人的意见的,因为后者受到国家最高权威的保护。对于不能够向法院提出控诉的一切人的行动,特别是君主的行动,人们就注意其结果。所以,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当多数人能够站得住脚的时候,少数人是没有活动的余地的。当代的某一位君主[6]——我现在不便点名,——除了和平与信义之外,从来不宣扬其他事情,但是他对这两者的任何一者都是极端仇视的。然而假使他曾经遵守其中任何一者,那么,他的名望或者他的权力就不免三番五次被人攫取了。一位君主如果带军队出征,依靠掳掠、勒索、敲诈和使用别人的财物,这个时候慷慨是必要的;否则士兵就不追随他了。正如居鲁士、恺撒、亚历山大一样,对于既不是你自己的财产也不是你的老百姓的财产,你尽可以作为一个很阔绰的施主,因为你慷他人之慨淋漓痛快,不但无损于你的名声,倒是使你的声誉雀起。只有把你自己的财产挥霍了,才损害你自己。世界上再没有一样东西比慷慨消耗得更厉害的了,因为当你慷慨而为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使用慷慨的能力,不是使自己贫穷以至被人轻视,就是因为要避免陷于贫穷而贪得无厌惹人憎恨。因此,一个君主头一件事就是,必须提防被人轻视和憎恨,而慷慨却会给你带来这两者。因此,明智之士宁愿承受吝啬之名,因为它虽然带来醜名但是不引起憎恨,追求慷慨之誉,则必然招致贪婪之名,而贪婪之名则使醜名与憎恨两者俱来。金沙2004路线js5但是,让我们回到我们扯开的地方来吧!我说,这时公爵觉得自己十分强有力了,而且有几分把握,能够免于当前的危险,因为他已经按照自己的方法武装起来;加之,他已经把邻近可能侵犯自己的武力大部分消灭了。如果他想继续进行征服的话,他就必须考虑法国国王问题。因为他知道,法国国王察觉自己犯了错误为时已晚,再不会支援他了。因此,公爵开始寻求新的盟友。当法国向那波利王国进军反对正在围攻加埃塔的西班牙人的时候,公爵敷衍法国,他的意图就是保住自己的安全以免法国为患。关于这一点,如果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世的话,公爵本来会迅速地获得成功的。

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在别的国家里,君主只需要同贵族的野心、同人民的傲慢不逊进行斗争就行了,可是罗马的皇帝们却有第三种困难:必须容忍他们的军队的残暴与贪婪,而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它曾经是很多皇帝灭亡的原因,因为要同时满足军队和人民这两方面是困难的。这是因为人民酷爱和平,所以总是喜爱温和谦逊的君主;而另一方面,军队却喜欢具有尚武精神的、残暴贪婪的君主。[17]费尔迪南多(Ferdinando,1452—1516),西班牙国王,曾出兵援助那波利驱逐法国查理八世入侵,作为侵略意大利的手段;后于1500年与法国路易十二世瓜分那波利;1508年与德、法、西班牙及教皇合谋瓜分威尼斯,其后为了争夺意大利同法国作战(1511—1513)。我毫不踌躇地援引切萨雷。博尔贾及其行迹为例。这位公爵依靠援军侵入罗马尼阿,他们全部是法国的军队并且依靠他们占领了伊莫拉和富利。但是后来,他觉得这种军队靠不住,于是转而依靠雇佣军。因为他认为雇佣军的危险较小,他雇佣了奥尔西尼和维泰利的兵,可是,后来在管理中觉察他们可疑、不忠实,并且有危险的时候,他立即消灭他们,回过头来依靠他自己的人。我们注意了一下:当这位公爵只是依靠法国人,当他依靠奥尔西尼和维泰利的雇佣军,以及当他依靠自己的军队和他自己的时候,他的名气互有不同,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认识到这些军队之间的差别了。我们发现,当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他的军队的完全的主人的时候,他的名声总是愈来愈大,他受到人们的敬佩,是任何时候都比不上的。[2]费拉拉公爵(ducadiFerrara),指在教皇辖地费拉拉执政的埃斯特家族的埃尔科莱一世(Ercoleld‘Este,在位:1471—1505)和阿尔方索一世(AlfonsoⅠd’Este,在位:1505—1534)。这个家族从1208年起就同萨林圭拉家族(Salinguerra)轮流统治费拉拉。1332年教皇承认埃斯特家族三兄弟为其在费拉拉的代理人,由是埃斯特家族统治者的势力日益强大。

马尔科是生与死都很荣耀的唯一的一个人。这是因为他根据世袭权利继承王位,既不依靠军队也不依靠人民的力量,而且后来,由于他具有许多美德使他受到人们尊敬。当他在世的时候,他一直使军队和人民各安本份,他既没有招人怨恨,亦未引起人们轻视。过惯了自由生活的话,那末保有这些国家是最容易的;而且只要灭绝过去统治他们的君主的血统,就能够牢固地保有这些国家了。由于在其他的事情上维持着他们的古老状态,而且在风俗习惯上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人们就会安然地生活下去。正如人们在布列塔尼、布尔戈尼、加斯科涅和诺曼底所看到的,这些地方已经长时期地归属于法国了[3],而且尽管语言有某些差异,可是习惯是相同的,因此它们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征服这些地方的人如果想要保有它们,就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要把它们的旧君的血统灭绝;另一方面就是既不要改变它们的法律,也不要改变它们的赋税。这样一来,在一个极短的期间内,它们就会同古老的王国变成混然一体了。一位君主必须表明自己是一个珍爱才能的人,引用有才艺的人们,对各个行业中杰出的人物给予荣誉。此外,他必须激励他的公民在商业、农业以及其他一切职业上,能够安心地从事他们的业务,使得张三不致因为害怕他的财产被拿走而不愿意有所增益,使得李四不致因为害怕赋税而不愿开办一项行业。相反,君主对于愿意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以及试图以任何方法发展他的城市或国家的人都应该提供奖励。在本书开头提出要论述的这些君主国的特性,我已经详细地讨论过,并且多多少少已经考虑了这些君主国盛衰的原因,还指出了许多人努力夺取并保持这些国家曾经采取的方法。现在尚待我概括地讨论一下在这些国家当中每一个国家可能使用的进攻与防守之道。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君主必须把自己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否则必然地招致灭亡。而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或者混合国,其主要的基础乃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同时如果那里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现在我不讨论法律问题而只谈军队问题。

[1]原文“拿着粉笔(石膏)”(colgesso),是引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形容法国查理八世征服意大利轻而易举所说的俏皮话。据说,在1494年查理穿过意大利时没有遭到抵抗,因此教皇亚历山大常说法国人侵入意大利,手里拿着粉笔(石膏),只要在那里画上标记就能够在那里安营扎寨,而无需拿着剑进行战斗。[6]“他们的生命短促”(labrevitàdellavitaloro)。事实上,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活了六十七岁,在位十三年(1471—1484),英诺森八世活了六十岁(1432—1492),在位八年(1484—1492);亚历山大六世活了七十二岁(1431—1503),在位十一年(1492—1503);朱利奥二世活了七十岁(1443—1513),在位十年(1503—1513)。据此,此处所称“生命短促”当指教皇在位期间而言。在1976年莱比锡版《君主论》(F.Blaschhke的德译本》及1965年美国杜克大学版《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集》中的《君主论》(A.Gilbert的英译本)均改译作“统治期间”(德文:“Herrschaftsdauer”和英文:“reign”)可供参考。金沙2004路线js5但是如果一个人是由于人民的赞助而获得君权,他就发觉自己是巍然独立的人,在自己周围并没有一个人不准备服从自己或者只有很少数人不准备服从自己的。除此之外,一个君主如果公平处理事情而不损害他人,就不能够满足贵族的欲望,但是却能够使人民感到满足。因为人民的目的比贵族的目的来得公正。前者只是希望不受压迫而已,而后者却希望进行压迫。再说,如果人民满怀不满,君主是永远得不到安全的,因为人民为数众多;另一方面,君主能够使自己安全地对付贵族,因为贵族人数甚少。君主能够预料到那些敌对的人民干出最坏的事情,就是他们将来把自己抛弃了。但是,对于那些敌对的贵族,君主不仅害怕他们抛弃自己,还害怕他们会起来反对自己。因为贵族在这些事情上比平民看得更深远而且更敏锐,常常能够及时使自己得救,而且从他们所预期的将会赢得胜利的一方取得帮助。此外,君主总是不得不和上述的平民在一起生活,但是如果没有上述贵族,君主也能够过得很好,因为他能够随时设立或者废黜贵族,并且能够随心所欲给予或者抹掉他们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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